今屆東京奧運會香港隊接連報捷，取得歷史以來最佳的成績，筆者作為香港人的一份子自然無比的興奮。不過，奧運會永遠是有人歡喜、有人愁，但拿到金牌的永遠是得一位的，很多人都會頒獎台擦身而過，所以大部人都是空手而回，甚至抱恨終生地結束他們運動員的生涯。
這種悲歡離合的情況在建築界亦不時出現，本屆奧運會主場館的建築設計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幾經波折的東京奧運主場館
東京奧運主場館與其它城市的大型建築都採用國際設計比賽來招聘負責此項目的建築師，這亦是常規的做法。在2012年，英國建築師—Zaha Hadid擊敗10組決賽團隊並贏得比賽，她的設計理念是希望這座體育場館將成為東京城市的一部分，體育場將會成為附近居民的橋梁並連接球場周邊的空間，直接與周圍城市景觀結合，連接與雕琢出優雅的設計形式。這個球場成一個連續性的展演空間，獨特的結構既輕盈且具凝聚力，形塑出與城市融為一體的輪廓，但一點也不便宜。由於該設計過於複雜，成本異常巨大，所以此設計是遠超原本的預算，所以東京奧組委邀請了日本一間建築公司來簡化設計，即使經過兩年時間的設計調整、工程造價下修，仍高達三千億日圓，遠遠超過原先設定預算一千三百億日圓的兩倍以上。
因此整個主場館的工程便處於一個膠著的狀態，東京奧組委以及時任的日本首相都處於兩難之處，因為工程做價嚴重超支，很難得到國會及市民的認同，當時的評審之一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都被受批評，而另一方面修改後的設計與原設計差別極大，所以Zaha Hadid的一方亦不願接受這個修改後的方案。
在各方不討好的情況下， 安倍晉三終於在2015年7月宣布建設計畫重新來過，Zaha Hadid的設計案正式胎死腹中，落敗收場。最後，東京奧組委需要重新招標，並邀請兩家承建商自行招聘自己的建築師並根據一千五百五十億日圓預算來提出設計新方案，最後由日本建築師隈研吾贏出這個比賽。
Zaha Hadid原以為可以藉著贏得東京奧運設計比賽這個機會而打開自己在日本的市場，並且在建築歷史上，以至人類歷史上留名，但在白白浪費了兩年時間之後而失望而回。
贏了比賽一場空—世貿遺址重建項目
在911災難過三年後，時任紐約市長彭博便開始著手重建世貿遺址的工作，並在二00二年展開了一場國際的規劃設計比賽來重新規劃整個世貿遺址。
由於此項目是當時全美國本土內最重要的項目、甚至全世界最觸目的工程之一，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名師來參賽，總共收到五千多份競賽方案，最後六名的入圍公司分別是英國的福斯特建築事務所(Foster and Partners)、紐約的丹尼爾·里伯斯金(Studio Daniel Libeskind)、美國的理查德·邁耶(Richard Meier & Partners)、蘇黎世的THINK Architecture連同坂茂 (Shigeru Ban)的團隊、美國的Skidmore, Owings and Merrill 、中東的United Architects。
Daniel Libeskind的方案由於是完全保留了雙子塔的原址並將此處改建成一個紀念公園及博物館，而各新建的辦公大樓則設在紀念公園的東側及北側。他讓原來雙子塔的部份不單完全保留，還刻意將兩座雙子塔的以大型水池的方式顯露出來，絕不會用新建的摩天大廈來遮蓋舊有的大樓。讓這一段歷史通過建築，活生生地展露出來，而不會因為新的建設而將昔日的「築跡」長埋黃土，並讓個成為整個世貿遺址重建項目的重心，所以勝出這個項目。
Daniel Libeskind雖然是波蘭出生猶太裔的建築師，但其實他已在青年時已移居美國，而他的公司亦位於紐約。不過，他的身份亦引來不少美國本地建築師的白眼，他們認信這個代表著美國精神的重點項目，竟由非美國本土出生的建築師來負責，讓他們好不是味兒，所以儘管丹尼爾勝出了這個規劃比賽，整個重建的規劃亦是根據他的設計來佈局，但是整個重建項目的建築設計均是由別的建築師負責，當中最高的一座世貿中心一號大樓(One World trade centre)則落入美國本地建築師之手上，Daniel Libeskind並沒有在此項目有任何實體作品，只是贏得一個規劃方案而言。
從以上這兩個例子中看到，贏得一個設計比賽並不一定方案可以贏得此項目的設計合約，贏得合約亦不一定代表可以興建，儘管可以興建都可能會因應成本效益、政治等環境因素而令原方案胎死腹中。
因此，一個成功的建築師與成功的運動員一樣都需要排除萬難、過五關斬六將，任何行業的成功都是用汗水與淚水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