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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玫瑰園計劃看高鐵



無論玫瑰園、高鐵以至西九表面上都是建築項目,但無形中都成為了全城的政治熱話,政治和建築在某程度上都是分不開。而今年的香港肯定是多事之冬,香港從來未曾嘗試過在元旦與立春之間發生如此多和大型的衝突,無論你是80後或是50後的香港人都會感到香港已經進入另一個新的年代。無論是誰對誰錯,這些事件都會永遠地改變了香港的命運。

但是大家有否想過,為何80年代的玫瑰園的計劃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呢?為何高鐵計劃反而會引發如此大的風暴呢?

是否現在80後的年青人很不理性呢? 還是當年的20多歲的年青人特別冷靜呢?

是否現今的80後的年青人真的如此不愛國、吃飽飯無糞拉,便上街包圍立法會呢?

這幾條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思考,今日不如從當年的玫瑰園計劃講起。


香港的玫瑰園計劃始於1970年代,由於當時啟德機場的使用量已接近飽和,而且該機場太過接近民居,所引發的噪音問題是相當嚴重,因此啟德機場不能加建第二條跑道,更不能夠24小時運作,並且如果萬一發生意外的話就極可能波及附近的民居。

因此,搬遷和擴建機場是有必要的理由,但是可行的方案確是有很多,為何一定要選址在大嶼山呢?

當年大嶼山的赤鱲角可以說是一個不毛之地,而且整個機場客運大樓和跑道都是建在一人工島之上,並且需要興建青馬大橋、北大嶼山高速公路、三號幹線、西九龍快速公路、西區海底隧道、來連接市區。為了進一步增加與社區的連接,還把機鐵的終站設在中環,因此在香港的核心區域進行了大規模的填海來興建國金 I、II期、香港站和四季酒店。

另外,為了增加機鐵沿線的使用量,更興建了九龍站、奧運站、荔景站、青衣站並發展了東涌整個市填,亦填了大幅的西九龍文化區作將來發展之用,工程之巨大絕對是香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

由於英方提出的規劃巨大而且驚人,初期的預算更達至2000億港元,如果將20年前物價、通漲等因素計算入內,工程做價更不只這個數目。由於整個項目如此巨大,這不單用盡當年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連97後的特區政府都很可能需要負擔部份債項。

雖然有必要興建新機場,但是否真的需要以這方案來興建嗎? 把新機場設在大嶼山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

當年的英國政府如何說服當年的中國政府和香港市民呢? 是否20年前的香港市民特別容易被說服呢?

時勢做英雄、英雄做時勢。

當年的港督衛奕信提出玫瑰園計劃時在六四事件之後,在89年10月的一份施政報告中銳意借助這個超大型的計劃來穩定香港人的信心,繼續吸引外商在港的投資。雖然英方確實上是希望借此計劃,在離港前為英方企業帶來一筆可觀的收入,但在政治公關上看來是把香港人的錢用在香港之上,而且這計劃不單可以解決機場的問題,並可以為香港帶來大量的商機和就業機會,最重要能穩定動盪的民心。

在中方的討論時,英國駐北京大使盡量遊說這計劃的好處,並且在預留香港特區的儲備金之上作出多次讓步,由原本的50億大幅增加至250億。再者,在玫瑰園的做價由2000億大幅降至1553億,而且容許中國銀行在這計劃中發揮適當的作用。在多方面盡量滿足中方的要求,否則中方又怎會在1991年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反觀,為何現在的高鐵計劃只是669億的做價,卻會引來如此大的風波呢?

一個城市興建高鐵來連接鄰近城市是很正常的舉動,亦相信會帶來正面的作用,但是現在的方案實在有太多的疑問。

1)      為何要把終點站設在西九呢? 在錦上路是否可行呢? 又或者如本人的愚見,在美孚是否可行呢?

2)      就算終點站在西九肯定是最好的方案,但是否真的需要15個月台呢? 是否真的需要每3分鐘一班車呢?

3)      是否真的必需把維修站設在菜園村呢? 可否讓該村的居民保留家園呢?

4)      甚至香港真的需要高鐵嗎? 可否乘西鐵由西九不停站至深圳,並在這處轉乘高鐵呢? 因為現在西鐵的極速是140km/hr, 而現在的高鐵方案只180km/hr, 在行走26公里的距離來說,相差只是數分鐘而已。

5)      就算現有的方案是最好、最完美,但如何能夠在車票上取得收支平衡,免得這鐵路成為香港長期的負資產呢?

我雖然沒有聽取立法會所有的辯論和政府的解說,但是我自問都花了兩天的時間來聽取相關直播/轉播。坦白說,到今日為止,政府好像還未能完整地回答所有疑問,但無奈政府已掌握了通過法案的票數,所以在鐵路設計和做價方面根本沒有需要作出任何讓步和妥協。

撥款雖然通過了,但是很多市民因政府漠視人民的反對聲音而憤怒。雖然現在事後孔明,但是如果政府在明知反對聲音如此巨大的情況下,不強硬地通過撥款,略為修改設計,又或者稍為降低成本,相信群情不會如此匈湧。而且香港未見得需要這鐵路的迫切性,政府重新包裝高鐵的好處來說服人民,社會應不會做成如此分化,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會降至如此低。

在玫瑰園計劃內,不是所有項目都成功或達到預期目標,例如: 西隧未必如計劃中有效地解決紅隧交通擠塞的問題,又或者機場鐵路和西隧的使用量亦未達到預期的水平。雖然不是整個玫瑰園計劃都成功,但是英方在推銷過程中明顯地特區政府圓滑,而且懂得在某些情況下作出讓步,雖然大家都未必認為英方是全心為香港,但總體而言給予人的感覺是比較正面。



現在高鐵撥款已經過去了,但是政改方案將會再來,曾特首如何是好呢?

如引用彭定康在1992年提出的政改方案,他改革立法局的選舉制度,實行「兩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議席,並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新九組),他提出功能組別的選民是來自所有在職人士,所有的從業員都有資格投票,所以當年的功能組別議員的認受性是相對現在為高。但中國政府隨即大表不滿,指出改革未曾諮詢中央意見,並聲言將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取消有關改革。北京不少官員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以及為民主派跳「最後探戈」,當中,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更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但是彭定康的處理手法是先安內,後攘外,終止了由總督出任立法局主席和當然議員的做法,改由立法局議員互選產生主席。並且,在任內積極起用華人出任要職,以陳方安生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其後又在以曾蔭權接替麥高樂,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這一改香港政府全由英人領導的常規,令華人都感到有出頭的機會,頓然令所有的華人公務員都帶來正面的鼓舞作用。

跟著他精極營做親民的形象,每次發表施政報告後,會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以及主持公開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盡量利用傳媒和各平台來宣傳自己的施政報告。而且亦不時到地區處探訪,他會到中環吃蛋撻,到灣仔喝涼茶,積極溶入本地華人的生活。再者,在施政報告答問大會中,有傷健人仕希望港督府加開多一天專為傷健人仕們參觀,他便馬上配合並親身接見參觀的市民。

在與中方討論政改方案最惡劣的時候,他在立法局上說:作為天主教徒,他花在閱讀基本法時間,多過閱讀聖經。雖然大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還是基督叛徒,但是他的確曾多次到明愛天主教總堂處參與彌撒,並與胡樞機拍照,而本人的外公當年是教會的交通服務員,亦曾和彭督合照。

之後,曾到香港電台和大家大談音樂,在傳媒面前盡量表現他輕鬆、和藹的一面。當大佛開光時,他主動走向周南面前握手,但周南只是合什回禮,而他亦以合什回禮,盡顯政客風度的本範。

以上一大堆的事情都不能算是彭督的政績,但在政治公關上就拿了很多分數,至少在電視面前建立了開放和向公眾負責的親民形象,他的親民作風後來亦為不少政界人士所模仿,令當時的港府是擁有相對地高的公眾形象。平心而論,當年彭督的個人形象明顯地比董、曾兩名特首為高,至少當他出席公開場合時,沒有被人喝倒彩,沒有人大叫他「x街」。

雖然這些彭督所作的很多都是「政治show」,不能算作什麼政績,而中國人亦未必適合如此花拳繡腿的政治技倆,中國人講求「實事求事」。但是作為公眾人物,就必須如何在群眾心中爭取分數,在鏡頭面前永遠都是一場「show」。一個人的形象不會在一瞬間地建立,是一點一滴地建立下來,相反失去就在瞬息之間。

反觀董、曾二人在推銷23條方案和政改方案時,所用的論點都是「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利益」、「互相合作」、「循序漸進」,這些論點好像未能打動市民的心,爭取到足夠的認同感。他們兩人推出的方案雖然未必是完美、但亦必是一文不值,可惜的是二人給予公眾的形象是「希望和諧,你們便接受吧」。他們好像沒有善用方案上的優點來爭取支持,相反給予市民只是中方的「傳話員」,而且他們好像未能向中央反映港人的意願呢?

港人要求的東西未必全部合理,但相信必定有值得討論的價值,至少特首應給予港人一個印象是港人可以「討價還價」,就算要「妥協」,都至少有來有往。

香港人又怎會不明白中央在很多方面都對香港作出優惠,否則香港怎會有CEPA?香港又怎會有機會舉辦奧運馬術? 太空人升空後,第一個展覽的城市便是香港,這些都是中央對港人的善意。但是要香港人接受23條和政改方案,就必需要展示這些政策是對港人有好處多於壞處。如果把它視作為CEPA的交換條件,好像只會事與願違。

香港根本沒有條件要求獨立,香港根本無兵、無槍,香港人亦不懂得打仗,而且香港人根本不會接受過激的暴力行為,大家只求平平安安地生活。

但為何香港會出現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呢?

香港的領袖一直以來都不是由人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昔日的港督更是委任的,現在的特首至少由800人選出來,認受性理論上是相對地高。不過,昔日的港督在行政上至少不會與主流市民的意見對抗,就算要偏重英方的利益都會包裝得比較高明,而且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都不會因此而在重大的損失,如果遇到反對聲音都會某程度上作出讓步,和市民討價還價,至少表面上是一個會接受市民反對聲音的政府,玫瑰園計劃便是一個例子。

另外,港督會懂得利用傳媒和各平台來建立自己的形象,以增加自己談判桌上的籌碼,更不會犯下干擾學術和新聞自由這兩個嚴重的錯誤,因為如果各媒體和學者的言論失去了中立和客觀的話,公信力自然下跌。

這樣就算政府利用各大傳媒平台來宣傳/推銷自己的方案時,大家都會對某些媒體的新聞作出懷疑,任何關於政府的報導都可能因而減分或帶有負面的印象。

而且公眾是期望學者會因應事件而作出專業和中肯的判斷,所以某程度上政府可以從學者的評論中得到比較公平的待遇。

回歸前的立法局雖然都不是全部由直選產生,但是功能組別的議員的得票數目是相對地高,而且立法局投票是不會功能組別和直選議席分開點票,議員是可以提出私人草案,棄權票不等如反對票。最重要是當年的立法局議員相對地不會明顯地與市民的意願作對,至少大眾對立法局議員的印象某程度是能夠表達市民的意見。

立法會是由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如果立法會議員不能反映人民的聲音的話,議員自然得不到人民的尊重,人民自然會尋找另類的方法表達訴求。如果政府和議員沒有面對群眾挑戰的勇氣,而不斷地漠視群眾的反對聲音,抗爭的程度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而且,現在一個人+一部手機 +Youtube +facebook + blog已等如一個傳媒機構,大家已學懂自己尋找值得相信的資訊,而這些資訊是沒有時間性,人民判斷事情的能力已變得多角度和多元化。

儒家思想中認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應用在現在只是盡量做一些令自己加分的事情,而減少失分。

外國月光不是特別圓,洋人放的屁不是特別香,但是在「政治手腕」、「政治公關」上明顯地比董、曾二人高明,至少在很多情況下避免失分,推銷方案時明顯地具有更強的說服力。

如果大家回想董、曾二人上任初期時,民望不如現在般低沉,就算蜜月期過後,都未出現大量反對勢力和管治危機。是否英人的管治能力是否比董、曾二人更勝一籌?

這實在難講,因為歷史是沒有如果。

但是,英國的政客都曾經受過選舉的洗禮,在建立形象、爭取支持各方面的工作都好像比較優勝,對普羅民意的敏感度都明顯地高。相反董、曾二人的主要支持度都是來自個別群組的人仕,所以如果已得到他們支持的話,就自然把其他人的意見變得次要。

我為何會突然抄冷飯,重提玫瑰園和高鐵呢?

因為昨日是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因伊拉克的政策上的失誤而接受公開質詢,無論貝理雅犯錯與否,這都代表一名領袖是因人民的力量而上台,但同樣因為人民的力量而下台,盡管已下台數年,但他都需要為自己的事情而向人民交代。

到底貝理雅的下場如何?這聽政會是否另一場政治show?

但至少已體驗了民主和普選的好處,希望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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