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討論都只限於程序公義的問題， 看來故宮博物館總是需要在戰亂中成立的。
1911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清室簽定《清室優待條件》，而溥儀則住在紫禁城內，外庭則作古物陳列所。不過，溥儀借助溥傑和舊臣不斷偷運宮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總數約1300多件。為免宮中珍品不斷地流失，中華民國政府便在1924年驅逐溥儀出宮並在翌年成立故宮博物院，但隨著918事變，中華民國政府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將近13000箱的珍品運至南京。和平後，約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餘的送回北京，不過當中的5000多箱則在國共內戰時已運至台北，並成為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無論是北京、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都是在戰亂中成立，現在香港的故宮博物館同樣都是在紛爭中成立出來，但是除了程序公義之外，甚少人討論香港是否需要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呢?
筆者一直以來都認為博物館與圖書館不同，圖書館是「貴多不貴精」，因為圖書館作為傳承知識的地方，就需廣納不同類型的書本，讓普羅的受眾得到更廣泛的知識，因此未必需要一個特定的主題。博物館則反而是「貴精不貴多」，因為每件的展品需要經過適當的展示才能夠表現出展品的要點，由於展覽空間有限，每個博物館需要刻意挑選過展品並需要有特定的主題才能吸引個別的群組來參觀。例如：香港太空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茶具博物館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題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圖書館則無需主題，只要藏量足夠便可。
綜觀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館都是有一些鎮館之寶來作招來，例如大英博物館的「Rosetta Stone」、羅浮宮的「蒙羅麗莎的微笑」，北京故宮博物館的「清明上河圖」或台北故宮博物館的「翠玉白菜」等，而米蘭的恩寵聖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雖然細少，但全因藏有達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來每年數以萬計的遊客。旅客們會因為這些珍品慕名而來參觀這些博物館，因此展品不單是一個博物館成敗的關鍵，更是博物館設計的核心，所以筆者一直對M+博物館的需要成疑，因為一個綜合性的博物館而且又沒有任何鎮館之寶的前題下，如何能吸引觀眾呢?
另外，有些博物館就算在沒有珍品的情況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宮博物館就是一個例子，故宮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會幕名而來參觀，而香港海防博物館亦是一個例子因為建築物本身已經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因此，我一直認為需要將灣仔峽的警察博物館移至舊中區警署（大館），由於建築物本身與展品有直接的關系，這樣才能發生a共鳴的效應。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沒有珍品和珍貴建築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況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該處雖然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展品，但沒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遊的展品，而建築雖有過百年歷史，但亦不算是極具代表性的建築，相反柏林圍牆則更具代表性。不過，這小島上設有5座博物館個別而言雖然不算相當吸引，但是綜合起來則變成頗為特別，因為世界上絕少有一個小島上同時有5座具過百年歷史的博物館，因此此處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其實筆者認為西九文化區一直都應該是借鏡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因為世界上除倫敦westend、紐約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區會統一發展在同一個小區之一，所以西九發展局應該善用這個優勢來發展。
若從歷史角度來看，故宮分館其實不一定需要設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為適合，因為在二戰時部份珍品曾經遷至這些地方，所以這些地方在歷史上與故宮的淵源甚廣。香港分館的出現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個文化發展區，便隨之而來的合作計劃。香港雖然在歷史上與故宮沒有什麼關連，但是由於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夠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該可以相當成功，亦可能是整個西九文化區內最成功的一個館。
筆者認為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在西九文化區的盡頭，理應可帶動人流去西九，希望這個星級工程可以帶旺整個文化區，讓文化區永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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